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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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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思光院士簡介

勞思光院士學思行誼介紹

關子尹

    勞思光先生,本名榮瑋,號韋齋,祖籍湖南長沙,生於陝西。先生祖上家世甚榮,百餘年來,代出奇人。先生幼承家學,加上天資聰穎,七歲即擅詩能文,奠定了深厚的舊學基礎。1946年高中畢業,先肄業北京大學哲學系,就學於胡適、賀麟、湯用彤等前賢。後大陸易幟,先生輾轉赴台,於國立台灣大學完成學業。1955年,先生在台因辦報論政,不容於戒嚴下的國府,而轉赴香港。來港後,先任教於珠海書院。1964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累遷至哲學系教授及研究學部主任,此外肩負起崇基通識課程的設計。先生曾兩度赴美,於哈佛、普林斯頓等大學訪問。1985年,先生自中大榮休後,曾留校於中國文化研究所及逸夫書院任事。1989年,台灣解嚴,先生重臨闊別三十餘年的蓬島,先後任國立清華大學、國立師範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和東吳大學等校客席。自1994年起,先生應華梵大學邀請,出任哲學系講座教授,直至辭世。重返台灣後的先生,憑其學問視野,取得了學界乃至國家一再的肯定,2002年獲選中央研究院院士,2004年獲香港中文大學頒授榮譽文學博士,2007年任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唐君毅訪問教授,2011年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錢賓四學術文化講座;此外獲斐陶斐學術協會傑出學術成就獎 (2000)、台灣行政院文化獎 (2001)、教育部學術獎 (2002),並多次主持國家講座 (2002-09),先生以耄耊之年,猶懷於硯席,端的誨人不惓,鞠躬盡瘁而後已。先生身後獲追總統府「褒揚令」,可謂生榮死哀。

        作為學者,先生畢生最關注的是文化問題,具體言,是透過世界文化的比較、反思中國文化的特性、其變遷歷程,乃至中國文化在世界中所面對的挑戰,所涉及的危機,所能作的貢獻,和未來的展望。故先生的學貫中西,實以「中國文化在世界」這項關懷為本。就學術著作而論,固以《中國文化要義》及《中國哲學史》之影響為最。前書先循哲學觀念說明中國的文化精神,進而剖析精神外在化而得的政制思想,乃至社會結構、宗教活動、經濟生活和文學藝術等,並藉此說明中國文化遺留的問題。例如,先生區別了第一義的制衡與第二義的制衡,並指出中國只有後者而無前者,即是說,中國傳統政治只考慮既成的政權於運作上如何可加約束,而不知政權的成立基礎和合法性問題才是根本地防止誤用權力的關鍵。這一觀點和先生作為社會批判者的角色大有關聯。至於《中國哲學史》則更是先生的代表作。就理論分析而言,書中提出了「基源問題研究法」,以說明哲學問題與現實文化處境的內在關係; 學說評價而言,則以「主體性」之顯現與否為標準,以判別各哲學流派於自覺回應其問題時的效用。全書條理分明,有學有識。康德晚年曾辨別了「歷史的哲學史」和「哲學的哲學史」,勞著顯屬後者。

至於西學,先生的造詣既廣且深,可大分早晚兩階段。早年先後有康德、黑格爾、柯靈伍德、盧騷、拉斯基、齊克果、懷德海、以至密爾、托克威勒、許懷惻、湯恩比、卡西勒、海耶克、和邏輯實證論(如卡納普)、存在主義及現代分析哲學(如隗因)諸家等。這些引介西學的工作,實繼承了嚴幾道、張東蓀等學者之傳統,然而論觀察闡釋之精審,先生的成就每有過之。除輯於《思光少作集》的相關文章外,《康德知識論要義》更屬鉤深索隱、通幽洞微之作,對後學每收指南之效。值得指出者,是這些基本工夫都是先生寫《中國哲學史》以前奠定的,其意義可見。所謂晚期,指先生重返台灣以後,期間,舉凡哈伯馬斯、阿佩爾、葛德瑪,乃至後現代主義等學說,先生涉獵之餘,每能批判地融會。正如先生早期治西學並無志於成為專家,先生晚期這些興趣,亦因有感於當代哲學內部的危機和與此相關的文化危機而引起。先生晚期諸講稿,如《文化哲學講演錄》、《虛境與希望-論當代哲學與文化》、《危機世界與新希望世紀再論當代哲學與文化》等書,都是環繞著這些危機和其背後的迷思和可能的應對而提出。凡此種種,均表現了先生深邃的人文關懷,和認為人類文明應步向自覺承當這基本信念。

        先生出入百家,唯理是依,從不拘於成法或執於門戶。我常揣測先生莫非是張東蓀自詡的「古今中外派」的化身。先生論列各家,目的是汲取各家學說的「開放成素」,以回應其畢生關切的文化危機問題。先生扶掖後進,悉心傳道之餘,卻能絕去崖岸,從不設門立戶,只循理性原則,為學生解惑,俾得以自由發展。先生對我輩的寬大與包容,真令被先生錯愛的生員們既是感激,又復慚愧。終生都是一位自由主義者的勞先生,其治學之道與為師之道,表裡如一,放眼海內,至為難得。先生八十大壽,生員為先生祝壽的論文結集成冊,最後經先生首肯,借其詩句,以「萬戶千門任卷舒」命名,實有深意在其中。

  先生年少時,本有鴻鵠之志,後雖潛心學術,卻從不以此自困。五十年代起,先生治學之餘,積極投身於社會文化的批評工作,先後於《民主潮》、《民主評論》、《祖國》、《人生》等宣揚自由民主的雜誌撰稿,對兩岸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中的亂象齊施筆伐,履行了康德最期待於哲學的「理性的公共運用」的責任。《歷史之懲罰》、《中國之路向》、《解咒與立法》和《思光時論集》等書的撰作,都在這一背景中完成。其中《歷史之懲罰》一書,便是對中國文化長久積聚而亟需正視的毛病的深切反思,包括各種觀念上的幻想與欺詐,和各種制度上的缺憾與不足。然而先生並不只是消極的批評者,先生書中提出其有名的「歷史動態觀」和「歷史的債務與債權」之說,是要勉勵國人承當自身文化長久的缺失與不足,並不斷尋求改善,以清償歷史的債務,和積累未來歷史的債權,正如先生一語道破:「人是已往歷史之奴隸,卻是未來歷史之主人」。如斯壯語,顯露的豈只是學者的風範,更乃國士般的胸襟。

記當初從先生遊,嘗親聆先生講論《孟子》「說大人則藐之」一語,當年的震動與啟迪,自此難忘。回顧先生畢生從事的文化反思和社會批評工作,從不作「政治正確」之考慮,只以理性為繩墨,和以國族及人類前途為依歸。先生行文立論,每多諍言,其運筆如奏刀,都能鞭辟入裡,切中時弊。先生深契康德之學,是眾周知,康德於《學科的爭議》書中直宣:「哲學只聽從理性的法則,非政府的法則」,康德此言,先生定當首肯。四十歲生日,先生曾賦詩述懷,其中「風雨平生無媚骨,江山向晚有狂歌」一聯,直把先生嶙嶙風骨表露無遺。

總而言之,先生既是學者,復為國士。先生豐富的學養,為其一直堅持不懈的社會反思和政治評論工作提供了理性的基礎;先生對天下蒼生的關懷,則讓其平生樂此不疲的學術工作取得了概念以外的現實指涉。康德嘗謂哲學不應囿於「學院意義」,而須兼具「經世意義」,這一說法,印諸先生一生的學問行止,可謂毫釐不爽,對先生而言,學問與經世,是一體的兩面。查哲學理論本出自人心之轉折,根本無所謂完美或終結,而須學者一代一代去經營,人類社會的處境與挑戰則同樣層出不窮,因此也無圓滿解決的一日,而須由活在歷史中的世人步步為營地面對。人生世上,誠有種種限制,但在限制中能否以積極的態度去改變歷史條件,卻是一切興衰成敗的關鍵所在。正如先生說:「升天入地,皆屬自作」。先生晚年礙於體力,只能專注於講席,當年「入海屠龍」的氣魄已不多見。2004年,先生聯合十位中研院院士,公開反對要於立法院通過的六億元軍購案,結果促成該案最終被公投推翻,避免了一筆龐大的「歷史債務」。此一壯舉,已是先生社會批判角色的璀璨餘暉。近年據說華梵同人曾問先生是否還會寫這方面的文章,先生慨嘆說:「這些事情應該由別人去做了」。誠然,在動態歷史觀下,社會批判的路不應止於個人,先生在他有生之年,早恪盡了知識分子的本份,並為我輩留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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